知识份子之反思

  在失去和遭拒後,爱反而得到某种成全;在苦涩和孤独中,见证爱情的美丽苹果树和柳树仍旧茂盛,爱仍旧生生不息。
            齐宏伟  
  

但丁说:我的祖国就是全世界。

信仰、良心与对真理的追求,无国界、族界。

所以,他断然拒绝妥协自己的信念回家乡佛罗伦萨。他写信回去说:

“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麽?难道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我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吗?”

每每这时候,我就想到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为什麽对中国知识份子而言,皇帝和民族多比真理与良知更重要?

看刘小枫分析辩证法从经院神学的自由、平等,到了启蒙时期的独断,再到马克思从精神跳跃到意识形态的独断论,真是惊了一身冷汗(见上海三联书店2000版,吉尔比著《经院辩证法》“中译本导言”)。

于是知识份子就成了先进生产力、革命阶级甚至光明本身的使徒和先知。

“我就是光明,进步与真理,凡不与我相同的就是黑暗、落後与谬误!”

于是,就可以格杀勿论。

而卡尔·巴特(Karl Barth)在 Die Lehre vom Worte Gottes(1972)的 Preface中,说自己好比一个人在黑暗中爬墙摸索方向,抓住了一根绳子,却敲响了满城的钟声,因为没想到那竟然是一根敲钟绳。本来只想著挽救自己的坠落,却震惊了正急速坠落的人们。

这两种不同态度的背後,不单单是骄傲与谦卑之别吧?

美国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中,分析了中国现代思想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唯科学主义思潮,也即拜科学教。不管是唯物论的唯科学主义,还是经验论的唯科学主义,其必不可少的特徵为:对待自己之外的一切,持强烈批判意识。

唯独对自己缺少批判意识!

受独断论和唯科学主义影响的知识份子,难以有真正忏悔。

圣经记了两则这样的故事:

大约公元前1000年以色列的大卫王为了霸占人的妻子,就将其丈夫,即大将乌利亚使计杀害。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先知拿单得到神启,闯入王宫,对大卫毫不留情地揭露,直指他心中隐恶。

另一件事,事关稍後的先知以利亚。他听到国王亚哈谢离弃自己的信仰,生病後反而去求问外邦神祗,便迎著国王外出的队伍说:别去问了,国王连床也下不了,必死无疑!因为亚哈谢犯了灵里的奸淫。

信仰就这样产生直面国君的勇气和独对王君的胆识。

不在于批不批判制度层面与当权者,如果从根本上,就否定人凭著理性可以建立道德乌托邦呢?当理性与人的可靠性受到质疑,民主就成为底线,而非目的。

悬置一个无限完美的制度来批判当前的制度,以达到有限改进。我承认它的作用。但这并非知识份子的全部任务和根本任务。《大学》上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後,则近道也。”本立而末生。耶稣说:应把凯撒的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知识份子可以以公民身份参政议政,但知识份子的旨归却不在政治,而是生活;不是社会,而是心灵;不是大众,而是个人。

人世间所有最美丽的欢乐,都指向某种“瞬间的永恒”,不管是煮茗畅谈、欢情良辰抑或醍醐灌顶。彷佛一道闪电劈开尘世,照亮某种庄严、沉醉、酣畅的境界,才使人顿悟活著不是生存的狭仄,而是生命的宏阔。

但这个尘世所有瞬间的美丽,只不过是美丽的瞬间。所以才有“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悲叹,才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凄凉,才有“故国不堪回首”的怅惘。面对最终的虚无,落幕的刹那越发残酷,越发显出这个世界的荒凉和落寞。若没有那些欢乐倒还好。亮起的闪电虽然使人看到了美丽,却只不过告诉人刚才丢失的是什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早知如此了,还是会有那个当初啊。

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只是一次次甘愿被骗罢了。还虚构出什麽人生的意义就在过程中,臆想出“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活在此刻,活在此时。于是,没有了结果和未来,没有了过去和记忆。只有现时,现在。只有慾望。慾望的特点就是指向现时现在的满足。体验沉醉和体验欢乐,就成了口号。

于是就只剩下了虚无。

这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麽?

慾望是死亡的尖刀,切割思想。慾望使人只能在肉体疲倦之後思想麽?但思想抵消思想。

还有没有可以为之死、为之生的真理?

还有没有“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境界?

还有没有瞬间开启、直达永恒的庄严?

没有!

绝对没有麽?

绝对没有就如此绝对麽?

虚无也虚无?

马克思说:我怀疑一切。

可不可怀疑怀疑?

其实,从本质上说,人只能:我信故我在。

知识份子不应全是牛虻,还应有一些是蜜蜂。

当然,蜜蜂们采撷的,不是杨朔那样的“荔枝”,甚至不是帕乌斯托夫斯基那样的金粉“蔷薇”,而是里尔克所说“巨大的不可见事物”的花粉,伴就哀歌酿成蜜。

唯一的真理是活出来的真理。

克尔凯廓尔正是以此拒斥黑格尔那庄严、寒冷却非个体所居的绝对精神大厦,告别沾满苦弱者斑斑血迹的历史理性车轮,毅然跃下理性之悬崖,在急速坠落後成荒野茅屋居者,拥一份踏实。

在这个寒冷的城市和“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时代,真怀念那座茅屋,在冷清中该燃著多麽温暖的灶火,烧开多麽滚烫的热水。

哦,克尔凯廓尔,你被你的时代和社会放逐,在那个遥远冰冷的悬崖下边,你却选择了你的命运,使那座茅屋的温热在今天的心中还烈火熊熊。越过多少冰冷和谎言,与你共添一根木柴。

知识份子中缺少行动的勇者。

我不信通过制度改变可以消灭苦难、饥馑、贫穷,但我坚信一个人通过生命改变,有了信念、希望与博爱,可以多一份对抗不公正的勇气和承当苦难和耐力。

特瑞莎修女说: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可以提出方案改变贫穷与落後,可是我等不及啊。

得了三个博士学位的史怀哲,背井离乡到非洲兰巴雷内开设了一间小小的诊所。有人说:这是元帅去赤膊冲锋陷阵,可笑;有人说:这是全世界的良知所在。

在知识份子日益成为知识混子和知识贩子的年代,金镇洪先生无疑也是一位行动的勇者。有一次他在大学里讲课时,一位大学生问他什麽是真理,他用康德的话来回答。

但这位学生执意要他用自己的见解来回答。他只好说自己也不知道什麽是真理。那位学生立刻站起来说:“上一堂课老师讲过,哲学是寻找真理的科学。可您也不知道什麽是真理,那还有什麽必要继续讲下去呢?”

当头棒喝!

金镇洪不久後便离开了大学,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到社会最底层卖冰淇淋去了。

这是真事,见《唤醒黎明》(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第6-7页。早在看到书之前我就从一位朝鲜族兄弟那里听说此人此事了。

後来金镇洪皈依基督。

人无非处在三种关系中: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这就形成人的三种属性:宗教性、社会性、自然性。

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吗?克尔凯廓尔认为不是,而是宗教性!

当一个人顿悟到他不是活在人际关系的网中,而是顶天立地,犹如单独一个人活在上帝面前时,人才开始存在。否则,人的存在就是非在。对非在的绝望和焦灼,是救赎之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被慾望的潮汐挟裹;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人在面具的背後表演;只有当一个人停止奔波和追逐时,良知和天启的曙光穿透理性和客观的暗夜,悄然而又庄严袭来,这时你才是真你。

知识份子不是某种角色定位,而是某种价值体现;不是某种身份符号,而是某种心灵图式;不是某种表演面具,而是某种境界呈现。

河的意义在于流动,河的使命在于入海。

知识份子要不息求索,有所皈依。人要不息求索,有所皈依。

知识份子不是要变成和别人不一样的人,而是成为别人一样的人。

知识人。

十一

近读安徒生自传《我的一生》,发现当受到伤害的时候,人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还击式。因受伤害感到非常痛苦和不公,即想怎样报复和还击。如对方强大,就发展自我实力,呼吁社会公正,争取像自己一样的人不再被伤害到。当然也有人像阿Q一样,转嫁自己的痛苦给更弱小者。

而另一种态度则是,因为受伤的滋味不好受,就促使自己以後绝不要伤害别人。在别人伤害自己的伤口上,结出爱和宽恕。

当然,笔者并非在否认通过社会手段寻求公正的努力,而是在强调内心深处对待伤害持一份宽容态度。无疑,安徒生属于後者。他这样一种能力从哪里来?他为什麽能面对虚无和苦难,仍能赞美和信任呢?

美国艺术评论家房龙说:“神的火花在这个沉默的小男孩的心灵中孕育,像一场风暴那样不可抗拒。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遇到多麽无礼的对待和多麽巨大的困难,他仍能实现他的梦想。”(1)

《我的一生》作为安徒生的自传,完成于他五十周岁(1855年)之际。这部在哥本哈根完成的著作,记载安徒生本人在丹麦曲折坎坷的奋斗经历,也生动详尽地描绘了安徒生在欧洲各国游历的经历:“旅行就是生活。”(安徒生语)。

难能可贵的是,安徒生绝不单单谈到自己传奇性的经历,而是自觉地把自传,作为他全部作品的注解。所以,在这部作品中,他充分谈到了他的创作历程和心路历程──重要的不是生活中发生了什麽,而是用什麽样的态度和信念去看待生活中所发生的。因此,我们这些没有和他有共同经历的人,也可以从他的人生态度和信念中得到启发。

安徒生写自传的一个基本视角,就是基督教信仰。他甚至有不下三次,说到自己写这本自传的目的,就是:“我一生的历史将向全世界表明──有一个亲爱的上帝,在指引著万物去获取美好的一切。”(2)

“我整个一生中,无论是光明的日子,还是黑暗的日子,其结果都是美好的。它好像是在一条固定航线上向某个知名的地点进发──我在掌舵,我已经选择好自己的道路,而上帝掌管著风暴和海洋。”(3)

“生命的自白对一切高尚、善良的人来说,有一种神圣的忏悔的力量。”(4)

安徒生固然对教会的僵化仪式,有时候会有批评,但他多次公开申明自己是有信仰的,是信神的。我们可不赞同,但不可歪曲和篡改,因为他的信仰和他的生活、作品,是分不开的。

基督教信仰对安徒生最大影响之处,就是“爱”的理念。他说:“我是从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接受‘上帝是人们所爱敬的’这个教义的。”(5)看起来,在安徒生的心目中,上帝就是一位赐福人的、爱的上帝,是亲切而又和蔼的,就像一位深爱著人类的父亲一样。

这样的信念,深深扎根在他的心灵深处,以至于在他的自传中,可以常常看到这一点。相信这样一位爱的上帝,相信自己是神所创造的,相信自己的一生都蒙这样一位上帝的眷顾,这给安徒生的生活和创作带来极大影响。具体可分述如下──

活的勇气

首先,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安徒生会祷告祈求这位爱的上帝。这确实给了他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依靠。他深信自己是特别蒙受上帝祝福的孩子,也深信在任何苦难困苦的背後,都会产生美好的结果,因为那位有情的上帝,在掌管他人生的明天。

这种信念,使得这位敏感、内向的诗人,对人生之未来、世界之明天,都充满了信心和盼望。

读《我的一生》会发现:安徒生不单单在十四岁、刚离开自己家乡到哥本哈根的时候,跪在地上祷告。到了二十岁时,他写的日记,还是充满了对上帝的祈求和感恩。哪怕到了四十一岁时,他的作品集要出版了,他还是祷告他的上帝帮助玉成此事。

这之中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在安徒生的童年时期,他和母亲到人家田里拾麦穗,结果被一位性情粗暴的管家追打。安徒生的鞋跑掉了,落在後边。管家追上来就要打他。

结果,小安徒生直盯著管家的脸,惊叫说:“你胆敢当著上帝的面打我吗?!”结果那位汉子不仅没有打他,反而给了他一些钱,并且夸奖他的虔诚和勇敢呢。(6)

这样一种信仰,使安徒生坚信自己的一生是幸运的。而当他用这种信念看自己的一生时,又确定自己确实是幸运的──他在离开家乡时,就相信自己一定蒙上帝的眷顾;在哥本哈根生活没有著落,找剧院想当演员又被别人拒绝,这时候,他痛哭了一场,但很快“带著一个孩子对父亲的毫不动摇的信任,把整个思绪集中在上帝那里……然後自言自语地说:‘当一切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时,上帝就会伸出援助之手。我常常读到这样的话,人们在能够取得任何成就之前,必须首先吃大苦。’”(7)

这给了少年安徒生生活和奋斗下去的毅力,也给了他信任别人,又不被自卑压垮的勇气。後来,当他出名之後,他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上帝可以指引不同的方向。不管发生什麽事,对我都是美好的。这种信仰,牢固地扎根在我的心中,并且使我快活。”(8)“……我坚信好事从不幸中诞生,幸福从痛苦中产生。”(9)

这样一种信仰,也给了安徒生极大的安慰,使他一生坚信,人生到处有爱、善良和美好。他自己也是这样一位善良和有爱心的人。

可以说,你是什麽样的人,你的世界就是什麽样的。以至于,他就是在别人的攻击和嘲笑之中,也总是对别人的善意和真诚极其敏感。

而他又确实是在别人的慈善资助之下,才读书、上大学的,所以他内心时时充满了感激和希望。“我觉得我是个走运的孩子,几乎人人都对我充满了爱并且以赤诚相待,使我很少丧失对人性的信心。我感到从皇族到最穷的农民,都有高尚的人心在跳动。生活是乐事,公开地充满信心地信仰上帝和人类是乐事。”(10)

其次,安徒生坚信,这个世界是上帝充满爱心的创造,是上帝的作品,由此他观察万物和世界时有一种“有情”的视角,本著爱心的欣赏,就产生了由衷的对美的惊叹。可以说,安徒生的“美”,不是站在人本角度的审美,而更多是站在爱的上帝面前的惊叹。

在《我的一生》中,处处可见安徒生对世界的欣赏,对欧洲各国优美风光的歌颂。安徒生到土耳其游历的时候,“我确实感到踏上这个区域时发自内心的一片虔诚,就像我进欧登塞古老的圣克鲁教堂时的那一片赤诚一样。我想起这个世界上牺牲的基督,……亚洲沿海一些国家向我布道,也许比任何教堂的说教更加令人难忘。”(11)

第三,因为基督之爱是一种牺牲,所以真正的爱不是占有,而是牺牲自己成全对方。这一信念对安徒生的影响,很令我们敬佩。众所周知,那就是安徒生对瑞典女歌唱家珍妮·林德(1820-1887)的爱情。安徒生曾经对她大为倾心,向她求婚,但是被拒绝了。之後,两人的关系不但没有因这事受影响,反而更加纯洁和美好。

安徒生在《我的一生》中,对她大加赞赏,说在她的歌唱艺术中,他感受到一种庄严和崇高,感受到上帝就在艺术中与人同在,令人更加高尚和纯洁起来。而她羞涩、质朴、虔诚又有爱心的个性,更加令他肃然起敬。(12)

安徒生在自己的很多作品中,也写到这种感情:《夜莺》明显就是献给有“瑞典夜莺”之称的珍妮·林德。《蝴蝶》、《柳树下的梦》、《单身汉的睡帽》,就是安徒生失恋之後,苦涩而又释然的心境的写照。在失去和遭拒後,爱反而得到某种成全;在苦涩和孤独中,见证爱情的美丽苹果树和柳树仍旧茂盛,爱仍旧生生不息。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安徒生之所以能不断地赞美和构筑一个信、望和爱的世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信仰,这使他成为一只蜜蜂,哪怕在伤口之处也能采粉酿蜜,成为一只蜜蜂。

知识份子们,我知道你正在批判什麽,可是,你信什麽?

注:

1. 房龙:《房龙论艺术》,聂作平编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2-12. 安徒生:《我的一生》,李道庸、薛蕾译。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版,第1、320、480、68、11、31、320、479、320、242-247页。

作者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


原载《海外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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