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信仰

 

(基甸注:以下几帖是用Google从中文网上搜来放在一起的,没有作者的几篇原文就没有标作者。)

 

 

孙中山先生的信仰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开国元勋,是辛亥革命的首领,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创立了中国,成就了东亚历史上千古未有的伟业。而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运动背后,乃有一个超凡神圣的力量一直支持着他,孙中山先生自己见证道:“革命的成功,在于仰赖神的恩助。”

 

  中山先生不但是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领导者,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心灵革命""宗教革命""思想革命"的领袖。

 

少年慕道

 

  中山先生自幼即好追求真理,当他入学读书时,就已令私塾的老师对他刮目相看。他常向母亲杨太夫人问及宇宙人生的奥秘,尤其对天地的创造,死后的问题,十分好奇,常使杨太夫人惊异辞穷。十三岁时随母亲前往檀香山,据其自传里说:“始见轮船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十四岁时,进入当地一间基督教学校就读,校长韦理思先生(AlfredWillis)对他尤其关爱,中山先生十分勤于参加每日早晚的祈祷会及主日的崇拜,对于基督教教义的认识逐渐加深。十七岁时,转学圣路易学院,当时他已决志归向基督,且有受洗的意愿,不料长兄得知十分震怒,命令他辍学返国。

                  

    孙中山自檀香山回到故乡中山县翠亨村,见乡人愚昧无知、膜拜偶象,便对他的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象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象,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幺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这事传遍了全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中山先生既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此举虽不能与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相比,却可与以色列民族救星、士师基甸相媲美,乃是反对"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也可以想象中山先生的思想信仰,乃神圣崇高、睿智不凡的。

 

胸怀大志

 

  中山先生抵达香港,随即进入拔萃书院就读,课余时前往道济堂,参加聚会,又蒙区凤墀长老的循循教导,在国学与灵性上都得到造就。后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C.R.Hager)在公理会为中山先生施洗并于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仙同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当时中山先生年十八岁。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之家产,中山先生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又为防止中山先生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先生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委由其老师芙兰谛文,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目的在借行医掩护革命运动,实现救国救民的大志,当时年仅二十岁。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就读,院长康德黎博士,乃一虔诚的基督徒,这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得救有重大的关系。二十七岁时毕业,名列第一,各科都得一百分,而且打破了全校的记录,由此可见他的智能,乃由天而启,非同凡响。

 

热衷布道

 

  孙中山先生不仅为着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中山先生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地方,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幺孙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忱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基督的。另外根据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着"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及香港基督教联会主编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先生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推心置腹

 

  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先生曾复信给美以美会的高翼圣韦亚杰,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中山先生在致其师康德黎博士的书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

 

    民国元年五月也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基督教育年会廿五周年庆祝大会,敦请孙中山先生致词,谓:“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吾人卒能摆脱异族之羁绊,正如摩西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惟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犹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乎?"

 

至死不渝

 

  孙中山先生最令人感动的,是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弥留之时,以坚贞的语气,对当时围绕他病榻的家人挚友,所作的遗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儒释道各教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士大夫,大多噤若寒蝉,不敢公开承认基督,中山先生能始终不渝,见证主道,可见其信仰的真诚与热烈。

 

同道相助

 

  中山先生既自证其革命运动,乃受上帝之命,与恶魔争战,其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冒险犯难,以及出死入生乃在于有同道的协助,上帝的保护。例如在港粤,则有郑士良、陈少白、随皓东、左斗山、王甫贤、何启等;在星洲,则有林文庆、黄康衢等;在日本,则有赵明乐、赵峰琴、张果等;在美国,则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均为基督徒,也为他的患难之交。

 

伦敦蒙难

 

  尤其是伦敦蒙难,正在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时,全靠赖他的老师香港雅丽医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康博士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德黎老师,中山先生就无法得知康德黎博士将返回英国,更不知其伦敦的地址了,足以证明确有神的奇妙安排与保守。

 

      脱险之后,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信给区凤墀长老说:“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侯(首相)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复获(参阅圣经路加福音十五章),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临终遗命

 

  由此可知孙中山先生信仰的虔诚,祈祷的恳切,乃是一位有基督生命的信徒。当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中山先生在美,卢廉老先生欲为其设宴庆祝,中山先生谦虚恳辞,且谓,不必盛宴铺张,只须吃一碗面便可,并首先向神感恩,谓革命之成功,乃在于仰赖上帝之恩助,特以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两节经文赠与卢老先生,诚如孙中山先生的哲嗣孙科博士于其家书中说:“父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仰上帝。”

 

 

孙中山先生「第四份遗嘱」

 

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临终前曾留有三份遗嘱,即著名的《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但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中山先生临终前,于病榻上还曾对他的家属和挚友们,口授了他的「第四份遗嘱」-《一个基督徒的遗嘱》﹕

 

「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本是基督徒,与魔鬼斗争四十余年,尔等亦当如是奋斗,更当信靠上帝。」这两段话,体现了一个同样的中心内容,即孙中山先生自认是一名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势力的「罪恶之魔」开战,希望人们继承他的事业,继续奋斗,以求革命最后成功。

 

孙中山先生的这份遗嘱是由从事孙中山与基督教研究多年的舒波先生提供的,并得到台湾「国父纪念馆」的认证,并已发表于台湾《国父纪念馆馆讯》一九九五年第五期上。

(摘自1997321日《广州日报》之《孙中山的"第四遗嘱"》)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的时候,他为了向人们宣告自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说道﹕"我革命之所以能成功,乃完全依赖神的恩助。"

 

 

 

孙中山成为海内海外、台峡两岸、国共两党、朝野各方公认的当代伟人。现在唯一能傲然屹立於台峡两岸的伟人像只有孙中山,甚至在大陆连马、恩、列、斯标准像都悄然撤除後,每逢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的孙中山慈颜依旧。但在大陆,人们大多只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只晓孙中山是辛亥革命领袖,中华民国开国元勋,却鲜知孙中山是一个基督徒。

 

孙中山年13随母前往檀香山。翌年,入当地一所基督教学校,因之心有所感。17岁时,转学圣路易学院,即矢志皈依基督,准备受洗,然遭其长兄所遏。年18,孙中山先生辗转来到香港,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在公理会施洗,并於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仙谐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

 

中山先生後来投身国民革命,由平民而位极总统,又由总统复归平民。然而,中山先生一直无愧为为两个「C」而活的中国基督徒──是一个爱基督(Christ)同时爱中国(China)的人。舍基督何以真爱祖国;舍中国,则很可能变成媚外崇洋的可怜汉(语出日本前东京大学校长、自主传道人矢内原忠雄)。

 

辛亥革命胜利後,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创立了中华民国,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的伟业。其时中山先生正在美国。他曾欣言:「革命之成功,乃在於仰赖上帝之恩助。」

 

中华民国元年3月,孙中山在给美以美会教友的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在致英国恩师康德黎博士的信中,他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

 

中山先生革命初始即确立基督信仰,从而具有多元价值观念,尤其能深刻领会及彰扬「凯撒的归於凯撒,上帝的归於上帝」这一政教分立原则,并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可以说,中山先生这一系列关於基督教的「知」与「行」,无疑为中国的民主奠定了一块坚固的基石。

 

最令人感动的是,在中华民国14311日,中山先生於弥留之际,对围绕病榻的家人挚友以坚贞的语气所做的遗言──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中山先生矢志不渝,始终坚守信仰之热诚。他的一生足资佐证。孙中山不愧为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先驱,而且也不愧为中华民族「心灵革命」、「宗教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楷模。称孙中山为中国第一伟人,不亦宜乎?他实乃耶稣基督的无上荣光。

 

--沙裕光《伟人和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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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基督徒元首,是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後来被尊称为国父的孙中山。

 

主历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生於广东省香山县(现改名为中山县)翠亨村,十四岁时随母移居美国夏威夷檀香山,後附其兄孙眉,在当地的基督教学校卑涉书馆就读,开始接触到圣经真理,接受耶稣做救主,十七岁时返回香港,并在公理会接受了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後,事为他那位仍在檀香山的兄长所知,立即来信要他放弃基督教信仰,被他严词拒绝,於是以断绝经济威胁,孙中山仍然不为所动,而且在教会中一位弟兄资助下,预备做传道人,回国做宣教工作。未几进了广州博济医院准备行医传道,救世济人。翌年转往香港西医书院。五年後先後在澳门广州行医,後来他受了现代民主自由思想影响,不但止要藉革命来救国人,也要藉基督教思想来救世人。他在故乡毁掉北帝神像的故事,世人多耳熟能详。为了此事,他竟然不容於老父。当时他的心目中已经深深地明白,只有天父上帝才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在推动革命的同时,他更强调:「建国之基础在於心里,要除旧更新,必须敬畏上帝。」

 

主历一八九七年,孙中山前往英国进行革命宣传活动,被清庭外交人员搜捕,囚禁於公使馆,等候船期,押解回国,审讯处决。在此期间在囚室之中,他唯有日夕祈祷求神带领脱困达一周之久。

 

有一天他突然灵机一触,对每天前来替他送饮食的英藉待应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将为基督而受难,请将这封信依地址送交收信人。」这英藉待应深受感动而答应替其冒险送信。

 

这两位收信人并非别人,乃是他在香港西医医院的老师(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二人见求救信後,立即向英国警方报告,遂视为绑架案处理,往英国外交部提出强硬抗议後,满清公使馆只得被逼放人。英文孙逸仙博士传记的作者林石克PaulLineblerger说:「孙逸仙博士虽然罕言宗教,但其内心欲一切善人均成主内弟兄,彼实为名符其实之耶稣主义者也。」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孙中山为了欲与宋庆龄结婚,被逼与元配卢慕贞离婚,未能成为完美的基督徒。主历一九二五年叁月十二日孙中山病逝北京养和医阮,据说其本意欲采用基督教仪式,但出自汪精卫的「总理遗嘱」只提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却并无提到这一点,看来应是国党人士的故意之失。不过无论如何孙中山是真正明白了救世与救国的共通之处。

 

--余玉书《历史人物与基督教()

 

 

保罗·迈伦·林百克(Paul Myron Linebarger)所撰的孙中山传记《孙中山与中华民国》(纽约,1925年)。作者是1906年就认识孙中山的美国评论家。这本书把孙中山描绘成一个。。。“笃信上帝的基督徒”。

 

--张注洪美国关于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