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我的父亲许春草先生

许牧世

我生平大半时间从事教会文字工作，多年来在译作中介绍过不少教会史上有特殊贡献及影响的人物，和他们的生平，可是对我自己的父亲─他怎样终身持守信仰，爱主和爱主的教会，爱同胞，爱国家，怎样终身高举基督的旗帜，不懈不休地与罪恶势力抗争，这许多值得后辈记忆仿效的事迹，反而很少述说。岁月奔驰，如今我自己亦已经老迈，心中常为未曾替父亲存留些他老人家信心生活的记录而耿耿于怀，觉得这不但对自己的父亲有亏欠，对中国教会也不免有亏欠。最近编辑来电索稿，且建议我写“许春草先生的生平”。编辑的热心和诚意促我写了这篇忆念父亲的文字。但我知道其中所述遗漏地方必多，尤其关于他早岁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作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工作，及往后讨袁世凯，讨伐陈□明这几件政治性重要史事，我所知的有限，不能详述。故本文将侧重于叙述父亲退出政治舞台后的后半生工作：他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对教会的关怀和事奉，以及他在信仰上的不屈不挠，在灵性上的巩固根基，和对神的顺服诸方面，作较详细的记述。

我父亲于1874年生于福建厦门，在世日子八十六年（1874-1960）。他六岁那年，南洋英商的开发公司到闽南招募华工，祖父跟一班朋友应募前往，以为到海外谋生会比在家乡容易。可是这一去再也没有他的消息，可能是在海上遇难，也可能因不适应热带生活病逝异域。家中留下年轻的寡母和一个小妹妹。父亲九岁便当了学徒，知道家庭的需要，十二岁便去当泥水工，为的想多赚几个钱补贴家用。父亲勤奋耐劳，也细心观察学习这一行业的运作。到了二十多岁便开始承包工程，独自经营建筑业务。从职业上说，他终身未再改行。

父亲青年时代，厦门已经有了美国宣教士前来传道，宣扬基督福音，设立教会。起初父亲对这些外国宣教士十分反感，对所谓教会亦全无认识，以为外国人到中国来目的在强迫通商，夺取领土，藉口传教，实行侵略。当时他年少气盛，一遇机会便呼朋唤友，于教会崇拜聚会时前往捣乱。有时投掷石头，击破窗户。有时乘夜潜入教堂捣毁椅桌。以后父亲常说，毕竟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正当他一心与神敌对的时候，神却用特殊方法吸引他到教会听道。有一晚，他在回家路上经过教堂，为了好奇，去站在教堂窗口，想看一看里面的人在做些甚么。这时教会牧师出来，十分客气地邀请他进去听讲。那晚刚好有一位美国宣教士用不太纯熟的闽南话在讲道。讲道中这位宣教士忽然提起中国有一位改革家名孙逸仙（即孙中山先生），是一位基督徒，他看见中国政治腐败，国势衰弱，一再受到列强的欺压凌辱，因此他发起革新运动，提倡改变政制。又说，前年这位孙先生到了伦敦，被清朝政府驻伦敦的使馆人员诱捕拘禁，要秘密解送回国治罪。在被囚禁期间，孙先生恳切祷告，祈求神的救助，这事终于被一些英国教会的基督徒知道了，把事件公开出来，促英国政府对清朝提出强烈抗议，迫清使馆释放孙先生，恢复他的自由。

当时民智闭塞，像这类国家大事民间知道的人不多。父亲听了宣教士的叙述，心中受很大激动，反覆思考，认为中国已到了亡国边缘，而像孙中山先生这样的人正是救国救民的理想领袖，心里非常佩服，且暗地下了决心，若机会到来，他将追随这位孙先生，加入他领导的团体。从那时开始，父亲经常到教会去，而教会牧师也似乎特别关心他，常同他个别谈道，帮他研读圣经，一起祷告，终于劝导父亲受洗，加入了教会，作为基督的信徒。值得特别提起的是这位牧师以后把他的甥女张舜华介绍给父亲，成为父亲的妻子，她就是生育我们兄弟姊妹九人的母亲。

父亲成为基督徒后，灵命进步很快；对教会及一般信徒关怀爱护，但是对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工作兴趣不减，且更加积极。每次他到教会遇见了宣教士，总喜欢向他询问外国政制及国际间发生的事。宣教士在谈道之余，常常不厌其详地向他讲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史事。关于欧洲清教徒如何移民美洲；华盛顿如何领导独立战争，在新大陆建立美利坚合众国；以后林肯总统如何解放黑奴和南方争战。这位宣教士往往强调美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大都是基督徒，他们的政治理想深受基督教训的影响。

当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兴中会改组为同盟会。同盟会的主要领袖有好些是知名的基督徒，其中被满清皇朝列为“四大寇”通缉的孙中山、杨鹤龄、陈少白、尤烈都是基督徒。这些事实使父亲益信惟有耶稣基督的真理，才能使人爱人如己，甘心为拯救苦难的祖国和同胞牺牲自己，奉献自己。1907年父亲在教会已经是一位长老，在社会上亦有一定地位，算是知名人士。这一年他经由孙中山的好友黄乃裳和以后担任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黄、林二位亦是基督徒）的介绍，正式加入同盟会，为厦门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并在实际上主持同盟会在闽南一带的会务。辛亥革命之役，父亲亲自率领近千名革命部队，进攻厦门清政府的“提台衙”，兵不血刃把这清廷在厦门的权力中心占领下来。这件事父亲很少向我们讲起，倒是我的舅父（当时是个小孩子）亲临其境所看到，后来告诉我们的。

民国成立不久，袁世凯窃国，自立为帝。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声讨袁世凯。不久袁去世，结束了他短暂的帝制。然而北洋军阀各据地盘，中国四分五裂。孙中山委任父亲为中华革命党闽南党务主任，并命他组织武装部队，对抗北洋军阀。1921年父亲曾至广州谒见孙先生。1922年广州发生政变，孙的得力部将陈□明为北洋军阀所收买，背叛了孙先生，开炮轰击总统府。孙先生避难于停泊珠江上的永丰舰，筹划讨伐陈□明的军事行动；他从永丰舰上发下亲笔书写的委任状，委任父亲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这类文件的一部分至今还由我的弟弟保存着。

中山先生去世后，我父亲就不再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然而他对国家，对社会问题和对教会的关心及所付出的心血，一点也不减退。

1923年日本驱使台籍浪民在厦门制造械斗事件，然后藉口护侨，派遣陆战队登陆，占领重要军事据点。厦门官方惊惶失措，不敢抵抗。父亲出来联络各民众团体，组成厦门抗日市民大会，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并以市民大会名义通电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要求国际制止日军侵略行动，终于迫使日本陆战队退回军舰。为了建立人民力量，他接受中山先生前次见面时的建议，组织了“厦门建筑总工会”，在九个不同地区设立分会，登记加入的会员在三千人以上，父亲同情工人没有接受教育机会，在九个分会会所都创办夜学，除了教授工人读书识字，更常举行演讲会，并尽可能采用圣经故事教导他们，使他们认识天地间有创造万物的真神。同时在各区创办救火队，遇有火警，协助市民扑救。他常训勉工会会友要结合成为社会上一种正义的力量，凡遇对国家社会有益的事要勇敢担负，并用“有公愤，无私仇”六字作为建筑总工会的会训。

父亲爱主和主的教会，皈依基督之后认为教会就是上帝的家，上帝要通过主内的弟兄姊妹们表扬基督的爱和他的救恩。闽南各县建造的教堂好些是由他义务施工或义务督造的。在对神的事奉上，无论大事小事，他总是抱着虔敬慎重之心。国内教会常在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举行金钱奉献，表示感谢神恩。我记得每逢献金前夜，父亲必把准备奉献的银元一个一个检视，拣出没有缺点或污损的，有时还用白粉一个个擦亮。有一次我问他，银元污损不污损价值一样，何必花费时间擦亮？他说：“价值虽一样，奉献的虔敬之心都不一样！”以后的通货多用纸币，他每次都拣出无污损的钞票奉献。他对神的仆人─牧师或传道人的敬重也留给我深刻的印象。平常家里来了客人，总是由后辈奉茶，惟有牧师或传道人来访，父亲必亲自倒茶、敬茶，不假手他人。他一向同情牧师们工作繁重，待遇微薄，多数过着穷困生活。

在1926年前后，他向区议会建议，在会友间发起了一个牧师加薪运动，希望闽南各教会重视神仆们的生活情况，并提出好些具体可行的办法，如由教会硬性规定牧师起码的薪津，或由会友们在捐献上特别指定用在牧师们生活上的意外需要，或由财力比较丰厚的堂会补助较贫穷的堂会。这一运动经过数年努力，虽未达到理想成果，但已普遍引起各教会信徒们关心这个问题。记得有一位牧师写信给父亲说：“这个运动的主要意义在于叫一般信徒知道看重福音事工，也叫后辈不因牧师们的穷困生活而视传福音工作为畏途。”父亲成为基督徒后，使我觉得最难得，亦最值得追求的乃是他的祷告生活。约有四十年之久，他每日早晚必到我家附近一个小山上祷告。

除了病在床上（他生平却不常有病），可说风雨无阻，从不间断。不管回家时间多晚，身体多累，用过晚饭后，必自己一人，带着一个蒲草制的跪垫上山。以后他在这小山上安设了好些石凳石座，每日清晨有附近信徒前来这幽静地方灵修。我十三四岁时有一段时间常跟父亲到这小山上祷告，我们父子跪在一个斜坡上，父亲常作相当长的祷告：先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及人民祷告，接着为闽南各地教会事工祷告，以后为自己的家人及遭遇困难的亲友们祷告。我记得他的祷告总是非常恳切，开始时声音较大，逐渐放低声音，有时好像是在密室中跟朋友耳语一样。遇有重要事情，为求问神的旨意，他祷告的次数就更多了，总要得到神的启示，他才采取行动。

父亲后半生对社会的一件贡献是发起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并设立“婢女收容院”。奴婢制度原是中国封建社会悠久的恶俗。大户人家把穷人的女儿自幼买进来当牛当马，随意虐待，往往迫害致死。有幸活到十七八岁，不是收留为妾，便是贩卖为娼，这种恶俗，在闽南一带似乎特别普遍。

父亲对婢女这种悲惨处境，从幼年就有强烈同情。他说他童年时看见大户人家鞭打虐待婢女，往往为她们流泪。有一天黄昏时，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提个小箩筐，躲在路旁寒风萧瑟中哀哭，问她何故哀哭，女孩说：“她家主人给她三个铜钱去买酱菜，钱被人抢去，没钱去买，回家会挨打的。”那时父亲才九岁，记起自己身上有三个铜钱，马上拿出来塞在女孩手中，叫她别哭，赶快去买酱菜回家。

做了基督徒后，父亲每看见或听见有钱人虐待婢女的事，总是按耐不住内心的悲愤，经常出面干涉。有一次他被一个婢女的主妇抢白说：“婢女是我用钱买来的，要打要杀你管不着。”这句话触动了他的深思，他立下志愿，有朝一日要发动解放婢女的运动，宣布与畜养婢女的人为敌。

1929年他经过了长时间的迫切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乃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倡议成立“中国婢女救拔团”，并设婢女收容院，让被虐待的婢女有投奔求助的地方。在筹划这件事时，父亲知道未来将遭遇多方面的困难及阻挠：地方上稍有财力的人多半畜养婢女，因此这个团体难望在经费方面获得有效的赞助。再者，国家虽有禁止贩卖人口的法律，而事实政府大小官吏之家很少不畜养婢女的，只需换个名称叫养女，即可逃避法律。为了救助这班无依无靠的可怜婢女，父亲知道将来争战的对象会是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以后证明果然如此，他不住地被恫吓、咒骂，甚至因为这团体是一个民间团体，不是官办的，被控告为拐带。有一次厦门警备司令部副官王某家的婢女投奔收容院求助，父亲按院章收容，这个副官恫吓要出动军警来院抢回他家婢女。遇到类似的重大骚扰，父亲即彻夜祷告，求神赐给他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在邪恶势力面前站立得稳。根据我的记忆，这个婢女收容院创办后不数年，即收容了婢女五六十人，多的时候超过百人，一直维持到太平洋战事发生，父亲进入内地，始移交国际救济机构管理。婢女们在收容院读书认字，早晚有灵修聚会，由教会热心姊妹义务前来教读圣经，学习唱诗、祷告，及龄的即择配结婚。这些女子以后多半接受救恩，成为信徒。她们在院及离开后都很敬爱我父亲。1964年我从美国去台湾，有一位从前投奔收容院的婢女嫁在台湾，她特地来看我，告诉我当她获知父亲去世，她很伤心，曾三次到海边望着厦门痛哭！关于维持这样规模的一个收容院，经费当然是一大问题，当时父亲仍然以建造房屋为业，收入有限，独力实难维持。那年我已经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曾问父亲：“这婢女收容院的经费怎么办？”他答：“既然上帝要我做这件事，他会负责供应所需要的一切！”过不多时，父亲要承包一个华侨建设公司筑造厦门海堤的工程。当时办法是由公司公开让合格的建筑业者投标，通常是出价最低者得标。

为了竞争，各投标者都尽量压低价钱，把数目填上表格，密封付投。

那天父亲要我把表格带去公司，等候规定时间付投，只是表格上最重要的标价数目一项他未填写，留下空白。他告诉我他想投的标价是九万块钱，但这数目不是最后的决定，要我在投标时间前半小时给他打个电话，他才告诉我最后决定的数目，让我填上。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在电话上他告诉我，在标价空白处填上十万五千元（这在当时是一笔颇大数目），并说我走后他一直祷告，得到神的指示才决定这数目。隔天接到通知，父亲投的标中选，筑堤工程交给了他。虽然父亲所投的标价并不是最低的，公司考虑到信誉问题，仍决定由他承包。以后父亲对我说：“我最后加上的一万五千元是神特别预备给的，这笔钱足够婢女收容院一年的经费。我不是说过吗？我们若顺服神的旨意，做他需我们做的事，一切供应他会负责，神要看我们有没有足够信心担负起这艰苦繁重的工作！”最后我要提的是父亲生平做过一件异于寻常的属灵工作，就是1928年年底在海沧地方驱逐一个扰乱教会及社会达五年之久的邪灵。这件事当时不但震动了闽南各地，亦引起国际间的注意。海沧镇距离厦门约四十公里，有一位教会长老，是一家糕饼店老板，名廖水荣，在1924年某夜，当廖睡在床上的时候，一个怪异的声音把他唤醒，廖问是谁？答称：“我是林舒泰，耶和华上帝差遣我来。”廖闻说大惊，因为林舒泰原是海沧基督堂的一位传道人，生平忠心事主，为会众所敬重。可是这林舒泰十年前已去世，怎能出声呼叫他？可是从那天开始，这声音更继续不断地借林舒泰之名出现，也制造了不少奇迹：曾预言某某家会有不幸遭遇；某某家将有人意外丧生；亦曾指点人到某处挖掘藏金；告诉人他家畜水池有人下毒等，颇见效验，从此，所谓“林舒泰声音”震动了闽南各县教会中人，纷纷到海沧听声及祷告，各有所得而去。这个声音经过最少两位科学家的考验，一位是厦门的名医黄和声，留美医学博士，他一向不信有鬼，特地三四次去海沧听声，由起初的怀疑到相信，且信这声音是出于神的使者。

另一位是青年会美藉教士饶伯森，是位科学家，带着好些科学仪器，要测验这声音是否和别处传来的无线电波有关，但得不出结论。有一次廖水荣和三位教会会友（其中一位牧师）在室中谈话，林舒泰的声音又到，呼叫廖水荣，并说：“这回有圣天使和我同来，”四人忽见室中大光照耀，有一个身穿白衣，面上罩着毛巾的小天使在床帐上出现，徘徊片刻始去。这声音较常在廖宅出现，但有时亦在礼拜堂围墙外及附近山上空中出现，并引经摘句教训人，消息传开后，林舒泰的声誉大噪，前来向他祷告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也有牧师、长老、执事，和虔诚的信徒。

可是不久，这个声音逐渐趋向于揭发人家的隐私，甚至于说，某某女会友与人通奸，已有身孕六个月，但经医生检验证明，这位姊妹并无身孕。同时许多指责忽然都集中在海沧教会牧师陈德修和他的一家。

有一夜，在好些信徒聚集的场合，声音出现，指称陈德修牧师侵吞了一位女信徒廖两端寄存的二百六十元。听众听了这话，大都认为既然有神使者的声音为证，必属事实无疑。陈德修牧师的名誉从此扫地。

他主持的教会再也没有人去做礼拜，主日崇拜只有牧师自己家人相聚。地方上甚至给牧师起了一个绰号，叫他“二百六”。

那几年闽南教会界到处有人在议论这件事。但我奇怪，父亲对这件事总是缄默不语，不愿表示意见。到了1928年夏，有一天，父亲才说他为了这件事经年祷告，求神指示，现在已经得到神清楚指示，知道这声音乃邪灵假藉林舒泰的名，并利用林生前跟廖长老的友谊，来扰乱教会。刚好那年年底，基督教闽南区议会在厦门举行年会，父亲代表洪山教会出席，陈德修牧师亦出席。有一天晚饭他们同桌用饭，另一位牧师半开玩笑地问：“喂，二百六，你也来啦？”当时陈德修牧师把碗放下，退回宿舍房间去。父亲看见这情形也跟着到他房间，问他何故如此。陈牧师哭着说：“那自称奉神差遣的林舒泰无中生有，指我侵吞廖两端二百六十元，有谁知道我的冤情，替我伸冤，洗雪我受的耻辱？”父亲劝慰他说：“你可正式请求区议会大会派员调查真相，替你伸冤。圣经不是说过‘伸冤在主’吗？你若清白无辜，主必帮助。”后来陈牧师果然向区议会呈送正式函件，请求派员查明此事，作出定案。

起初区议会有些人认为这是件无头公案，怎么能去查控鬼神？但父亲力争，他所持的理由乃：“鬼既能出声指控牧师，当然也可出声提出有根据的人证物证。牧师乃神的仆人，若有罪行，当受教会惩戒，若无辜，怎能任由邪灵恶鬼造谣毁谤，公然羞辱主的圣名？”最后区议会通过受理此案，并选出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办理。三人中间有一位杨牧师，一位英国宣教士力牧师，和父亲。但杨牧师认为这确是难办的案件，不愿意去。力牧师却早已去过一次，也亲自听见了那声音称赞他说：“力牧师，你是有学问的人，不会轻信别人的话。”所以力牧师也不肯再去。现在只剩下父亲和另外三位同往，其中有张圣才先生（张今年九十八岁，仍健在，现居厦门），和华北神学院的许序钟牧师（许1995年在美去世）。

他们一行于1928年圣诞节前一天从厦门到了海沧，住宿在礼拜堂。先到廖宅，把区议会委办之事告知，并请廖协助，代转告林舒泰于当夜出声应讯。廖执拗不过，勉强答应转达，但声明林舒泰声音来或不来他不负责。父亲一行人正要告辞，廖忽然喊说：“来了，来了，你们不要走！”当时店里面已经有好些人，廖遂把店门关上，大家听到一种尖锐如鸟叫的声音，也像妇人哭泣说话的声音，父亲他们听不惯这种声音，一时不清楚声音说的是甚么，廖在旁翻译说：“它在叫许春草，勿试主你的上帝。”父亲听见声音来自楼上，他手里拿着手杖，直奔上楼，高声问：“你在哪里？”声答：“勿试主你的上帝。”这时候声音似来自阳台，父亲进到阳台，声音在离屋子的二三十米的空中出现，大家都到阳台上，父亲就在那里跟它对话。先厉声问：“你是谁？”答：“我是耶和华所差派的。”父亲说：“你有甚么凭证，指责陈德修牧师侵吞廖两端二百六十元？”答：“陈德修侵吞二百六十元，勿试主你的上帝。”父亲更高声斥责说：“上帝是公义慈悲的主，断不冤抑他的仆人，你说陈牧师吞款，应当举出证据，若举不出证据，我便断定你是鬼，是邪灵，来这里迷惑上帝的儿女，诬陷上帝的仆人，谤渎上帝的圣教会。快快举出证据来！”声音又说：“勿试主你的上帝。”父亲接下去说：“陈牧师控告你，我奉教会区议会委派，查办此案，你若举不出证据，便是诬陷上帝的仆人，我将宣布你的罪状。”声答：“你不比上帝聪明。”这时同行张圣才先生发言：“圣经要我们试验一切的灵，看是圣灵还是邪灵，今天你须举出证据，否则宣布你的罪状。”声默然。同行许序钟牧师亦厉声说：“快来说话，否则宣布你的罪状。”声答：“我可不是你差遣的。”张圣才先生就说：“限你在五分钟内举出陈德修牧师侵吞廖两端二百六十元的证据，否则断定你是邪灵。”声仍默然无语。五分钟过后，父亲乃郑重宣告：“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出境！”声音终不再现，知道鬼已伏罪逃遁，三人遂相继祷告感谢上帝，并请在场会友签字证明事件的经过。签字的有十四位，其中有些本来误信这声音出自圣灵的。翌日主日，父亲应邀在陈德修牧师主持的教会报告此事始末，并慰勉会众。

这事件的经过除了父亲印发正式报告给闽南区议会及各地教会外，张圣才先生和许序钟牧师亦各有详细报导发表。新近出版的宋尚节博士遗著《灵历集光》一书中亦有提及。

综观父亲的生平，自从信奉基督后，无论所做的是国家大事，或服务社会及帮助个人的平常事，他都以父神的命令及基督教训为准绳。“不与罪恶结盟，不和魔鬼击掌”是他用来警惕自己的格言。他生平最敬重的政治人物是孙中山先生，但当国民政府执政时代命令全国学校及团体举行纪念周，向孙中山遗像行鞠躬礼，他发表宣言公开反对，认为此举等于偶像崇拜，基督徒不可遵行，因此和当时党国权贵站在对立地位。在他眼中，任何干预教会，限制人民信仰自由的政权，都不是值得拥戴的政权。

他生平的理想乃是看见一个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人民享受信仰及言论自由的民主统治，出现在祖国大地之上，而这样的正义，公平和自由，若离开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无法产生出来的。
2000年3月于波士顿

■ 许牧世 资深基督教作家、翻译家。1946年来美，密苏里大学毕业后，曾担任“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编辑11年；后回港、台，任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及台湾东海大学、台南神学院教授。1972年开始参加美国圣经公会翻译“现代中文圣经”工作，至1985年退休。现居波士顿。

 转自《生命季刊》(http://www.cclife.org)第四卷之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