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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

范学德

  
  一、一个深深的困惑
  几年前,我看到了在大陆出版的龙应台女士的一本书,封面上几个赫赫的大字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好家伙,不必等到读完全书,单单是这书目,就先声逼人,令人触目惊心了。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受她的启发,一个标题跳到进了我的脑海中─“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
  其实,这是二十多年前的疑问了,这么多年来,它一直压在我的心中。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我还是一个年轻人,也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一回事,就连“悔改”这个词的来路去路也不清楚,我那时熟悉的是一个佛教的但后来在中国天主教中广泛使用的术语─忏悔。那时,我观察到的一些社会现象令我思考起忏悔这个问题。我看到了一个个的当官的陆续被“解放”出来,又官复原职,或者官升一级、两级。也听到了他们控诉“四人帮”是怎么怎么地迫害了他们,听了几年,听来听去还是这一套。渐渐地我怀疑了。难道他们从来都是被迫害的吗?那么,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被饿死的那三、四千万人是谁之罪?一九五七年那五十多万被打成右派的又是谁之罪?还有那从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究竟是谁在上、在下、在左、在右扇风点火并推波助澜的?
  多年后,才看到了巴金写的随想录,是忏悔的,但是从人出发的,并且面对的也仅仅是人。再后来的后来,看到了颇有名气的文人宣告:我曾经是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最近,文坛上又有了一场争论,焦点竟然也是忏悔。
  令我惭愧的是,二十年来,当我因许多害人者拒不忏悔而愤愤不平时,当我追问他们为什么不忏悔时,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也需要忏悔,更不知道悔改为何物。一直到一九九五年我信了主耶稣,我才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难道我不需要悔改吗?我当然希望那答案是“不”。但是,我那不安的良心使我不能不承认:我必须悔改。这不仅是因为我也参入了那一场人类的浩劫,而且因为我是人,是一个得罪了上帝,也得罪了人的罪人。
  问题是,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觉得自己需要悔改呢?
  这么多年来,我和我的同胞一再看到,尽管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华犯下了滔天大罪,但许多日本要人至今依然拒绝为此向中国人民道歉、忏悔。对此,我们常常感到义愤填膺。但我们自己呢?我们中国人自己整中国人、害中国人、杀中国人,这样的事还少吗?还不严重吗?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面对著民族灾难与历史的黑暗时,我们为什么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心灵的黑暗呢?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好,每一个人,整个的人类,从古至今从来都是这样,是我们背离上帝的罪孽使我们与上帝的生命隔绝了,从而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品尝我们的罪孽结出的苦果。但是,我们自己为什么不悔改呢?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人哪,你不到上帝面前来悔改?
  中国人哪,我们悖逆上帝、拒绝悔改要到什么时候呢?
  
  二、“天”在人心中的失落
  我们中国人已经远离了上帝,如何能悔改?
  即使是新儒学的著名代表人物(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也认为,虽然整个中国古代文化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宗教文化传统,同时也没有一独立的祭司僧侣传统,但是,中华民族并非先天地就缺乏宗教精神。中国〈诗〉、〈书〉中之重视上帝或天之信仰是非常明显的,而此之天也就是人格化之上帝。同时,祭天地社稷之礼,亦一直为后代儒者所重视(见〈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这样的观察的确是很有见地的。
  如同世界上其他的伟大民族一样,我们的先人,特别是创造了中华文化的那些圣贤们,他们是敬畏上天的人。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个存在,这存在在暝暝之中主宰著天地万物和人生。这些圣贤们竭尽一己的智慧和心力来寻找、认识这种存在,并且用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字将其概括为:“天”。或者“帝”、“上天”、“上帝”、“神”。民间的说法则是:“老天爷”“老天”,“天公”。
  一部中国哲学,中心问题就是天人关系,所以,也可以称其为“天人之学”,恰如司马迁所言:通古今之变,明天人之际。。
  据冯友兰的研究,春秋时期中国人对天的看法大概有五种意义,即“物质之天”、“主宰之天”(或“意志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或“道德之天”)。冯说:“诗,书,左传,国语中所谓之天,除指物质之天外,似皆指主宰之天。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也。”
  一部〈论语〉中,“天”是最高范畴,单言“天”字的就有十八次之多,其中,孔子自己说的有十二次半。孔子的“天”,基本上是“ 主宰之天”。
  面对这样的“主宰之天”,我们敬虔的先人的基本态度是:敬天,“畏天”,绝不“欺天”。〈书经〉云:“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孔子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
  正是基于人当畏天、不可欺天,才有了孔夫子的名言:“获罪于天,无所祷也”。那话的重点觉得不是说祷告没有用处,而是说人不可以得罪上天。人若得罪了上天而不改过,那么,他无论用什么话来巴结上天都是没有用的。
  但是,中国的圣贤与犹太先知和基督的门徒不同,后者的共同经历是:太初有圣言(道),上帝的话临到我;而前者的共同经验是:“天不言”。“天”没有直接对圣贤们说话。可天虽不言,却如孟子所说“以行与事示之(万章)”。这就造成了这样的境况,人渴望认识上帝,但上帝无言。于是人只有退而求其次,试图从“天”的“行与事”来理解“天”。而这样的理解,自然不可不能有偏、有弊、有误,无法得到真确的认识。
  历史的悲剧就在于,自秦以后,一方面,在中国,百姓们虽然还保持著敬天之心,但又是什么都去拜拜,各路神仙都不得罪。而一个人─皇帝(天子)垄断了敬拜天的权利,只有他可以祭天。远志明在〈神州〉中说得好:“中国人,你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一个跟你一模一样、与生带著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但他却握著无限的权力,充当起了“人间的上帝”。
  另一方面,那个人格化的上帝(天)的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渐渐被抽象化、虚幻化,到了宋明理学,就化成了一个仁、义、礼、智的“理”,所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朱熹语)。而到了近现代以来,就连这个乾巴巴的“理”也被横扫了,说那是唯心主义的破烂货。天是什么,物质的一种存在形式而已。
  时至今日,“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失落很久很久了。
  如今,人们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了。至于良心吗,更不必怕。俗语说,良心,良心值多钱哪。
  一个人若不敬畏上帝,悔改从何谈起?
  
  三、扭曲了的悔改
  我们中国人的心灵对悔改是很陌生的。我们多多少少地熟悉一点忏悔这个词,但那也不过是反省自己的过错而已。而就是这一点,也常常被骄傲的人们的“内省不疚”所抵消。这几十年来。我们熟悉的是悔改的低劣替代品,往小里说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往大里说是批判与自我检讨。就是在今天,虽然偶而人们会看到听到那些被关进或者放出牢房的人写的悔过书,但那是在什么状态下写出来的,谁都明白。
  因为我们都曾经历过。
  虽然三十多年过去了,但青少年时代的往事还历历在目:自己和当年许多的中国人一样,站在毛泽东的画像前,向他请示、汇报、“狠斗私心一闪念”。尽管自己是诚心的,但那忏悔是心灵的扭曲。一个扭曲了的悔改就是:要求人向另一个人或者另一群人忏悔,而那个人、那一群人冒充是上帝,一贯正确,从不需要悔过,只需要命令并且听别人的悔过。但他们也是人,是也无法摆脱自己的人性中、心灵中的黑暗的人。当黑暗与黑暗相遇时,哪一个黑暗有权利说只有你才是黑暗呢?没有。所以,人与人之间可以有道歉、认错、认罪,但不必悔改,悔改乃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它首先是人自愿地向上帝认罪。
  “认罪”这个词我曾经听了无数次,但是是向人而不是神。那是自己上中学时的事情,我作为“红卫兵小将”的代表参加了一期又一期的“斗争牛鬼蛇神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我不但听到了那些被划为“牛鬼蛇神”的老师们一次又一次的检讨,而每一次检讨中都要大声地认罪:“我向党和毛主席认罪。向人民认罪,向红卫兵小将认罪!”他们刚认完罪,自己就和其他同学一起,一次又一次地批判他们的认罪是如何地不深刻,避重就轻,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等等。并且,命令他们不仅要坦白自己的罪行,还要认识其错误和罪行的根源,从阶级根源、历史根源,一直到到社会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还要承认自己罪行的影响恶劣,余毒无穷。而他们,则不得不一次次被迫地认罪检讨。
  这是扭曲了的悔改的又一个突出的特征:它常常是在强力的压迫下被迫作出来的,与政治上的迫害、控制直接相联。在政治的淫威下,人为了活命不得不实行自我折磨、自我侮辱,即便是违心的话,也不得不说,还得装出一副样子,表明你说的是心里话。最近读到沙叶新的文章,他将此类检讨概括为“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真是入木三分。
  在强力下有意志的屈服,但不会有心的悔改,悔改是志愿的,发自人的内心。
  其实,在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世界中,如何能谈论悔改?现今的时代,相对主义成了显学。人类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善恶是非的标准。一切都是相对的,昔日为是者,今日为非;今日为是者,明日亦难逃为非的宿命。如此这般,根本就没有一个是非善恶的绝对尺度,人们根据什么认为自己需要悔改,向谁悔改。
  妥斯托也夫斯基问得好:若无上帝,孰不可为?
  同理,若无上帝,我何罪之有,又何必悔改!
  
  四、人子如是说
  但上帝在,所以,人不能不悔改。
  虽然人为之悔改的事是丑陋的、邪恶的,但悔改之情却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人心对神圣的反应,是人心听到了那神圣的呼唤,而那呼唤者是上帝。
  悔改,就是人心从罪恶中回转,归向上帝。
  “回转”,这是关于悔改的一个关键字。
  当年,以色列的先知们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上帝的呼召:
  “回头吧!离开你们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结14:6)。
  人之所以要回转,因为他面对的是偶像,无论这偶像是佛祖菩萨、玉皇大帝、至圣先师、得道仙人,还是什么大师、领袖、歌星、球星,都是偶像,当人把他们视为上帝时,人就与真正的上帝背道而行。
  “主耶和华说: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结  33:1   1)。
  上帝要世人转回,是出于他的慈爱。他渴望世人相信耶稣,从而得到永生,不至于灭亡。
  “耶和华说: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你违背耶和华你的上帝,在各青翠树下向别神东本西跑,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3:12─13)。
  悔改的起点,就是人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背离上帝的罪孽。
  “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耶3:22)。
  悔改是心灵的医治,是上帝亲自医治我们的痼疾。
  人回转的不仅是思想,而且包括行为。如同中国人一样,当年的以色列人也非常喜欢使用一个心字。悔改,说到底,是心的悔改。人在悔改中向上帝献上的,正是自己的那一颗心,是一颗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的心(诗51:17)。
  当年耶稣出来传道时,他的信息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太 4:1 7 )。
  信福音与悔改是一体两面。福音是上帝的恩典,悔改是人心的回转。而人心之所以能回转,那是福音的大能在人心中运行。
  耶稣复活后,他的大弟子彼得向以色列人传福音时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徒2:36─38)。
  十字架的信息之所以令人觉得扎心,因为它正是扎在了人的罪之上。主耶稣就是为了洗净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
  这就是上帝向人发出的呼召,要悔改,回心转意,从什么地方回转呢?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自己的罪。
  
  五、“自我神化”的时代思潮
  呼唤人悔改,这的确是不合时代潮流的。
  当今时代的一个潮流就是“自我神化”,什么自我赞美,自我荣耀,自我欣赏、自我肯定、自我实现、等等,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中心本来就是人一直存在的根性,但唯有在现代,自我神化才成为显学,从哲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到社交术,人都毫不脸红地鼓吹自我中心,说什么上帝死了,我就是我的上帝。说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我们自己。一言以蔽之,狂妄。
  许多所谓的现代人,他们对之顶摩礼拜的最大偶像已经不是了庙里的泥菩萨,不是什么天公、雷母,更不是什么伟大领袖、模范英雄人物了。他的最大偶像是他自己。当然,他依旧可以把这个小小的偶像扩展为一个歌星,球星,一个领袖,或者一个组织、一个政党。这就是人的悲哀,他自己本来不是上帝,却以上帝自居;他不信上帝,于是说没有上帝;他忍受不了上帝,于是说上帝死了。事实是:说上帝死了的人的确死了,但上帝依然在,在信他的男男女女的生命中,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之上、之中。
  一个人若以上帝自居,或者以为自己可以成为上帝,他怎么可能悔改!
  当这种“自我神化”的时代思潮在中国大陆流行时,它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这就是在中华文化中流传久远的虚假的圣人观、人性本善的乐观主义。
  在八十年代的大陆文化界中,李泽厚的中国思想史论曾风行一时。他用“乐感文化”来概括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所谓乐感文化,就是在人的伦常日用的人生快乐中实现超越,以达到人的身心与宇宙自然的合一。与之相对应,西方文化则被概括为“罪感文化”,这就是基于对原罪的自我意识,为了赎罪而奋勇斗争:征服自然,改造自己,使自己的灵魂完全归依于上帝。无论是浮士德的无限追求,还是妥斯托也夫斯基的灵魂拷问,都是罪感文化的突出典型。
  “乐感文化”的人性论基础就是性善论。孟子“道性善”,道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但他之所谓的人性,只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凸显的是人的类性。而当他论到性善的内容时,其实只是说了人人都有为善的可能。但谁都知道,可能虽然会变成现实,但它不是现实。并且,即便是可能,也不单单一种困难存在,而是多种可能并在。
  但是,自从孟老夫子说了性善,又赞同了“人皆可以为尧舜”这句古话后,“人之初,性本善”似乎就成了中华文化的公理。连主张“人之性恶,其善伪也”的荀子,也不在乎逻辑的矛盾,说什么“涂之人可以为禹”,虽然加上了一点限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自竺道生提出“一阐提人皆能成佛”,到禅宗的“顿悟成佛”,佛教更以“人皆可成佛”与儒家的“人皆可成圣”相对相峙而又相辅相成,更加强了以性善论为基础的人性乐观主义。到了王阳明那里,就有了“满街都是圣人”一说,到了大跃进的时代,就有了“六亿神州尽舜尧”一叹。
  于是,尽管从孔老夫子起就哀叹“天下无道”,尽管有荀子主张人性恶,但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对人心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认识与反省,进而也就无非产生出深刻的悔改精神。我们有懊悔、悔恨、悔过、悔悟,有追悔莫及,悔不当初,但没有悔改。
  到了今日,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终于出现了“悔改”这个词组。但其解释也不过是“认识错误并加以改正”而已。即使我们对悔改这个词并不陌生了。但我们的心灵对它仍然是非常隔膜,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罪为何物。
  
  六、人都犯了罪
  人若不承认自己是罪人,就无需悔改。?
  人是因自己的罪而悔改的。
  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
  基督教的道理是从世人的罪开始的,而这个罪人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出现的。这一个人站在上帝面前,看到自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于是有悔改。
  我相信,当年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传教士,一定会为如何把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翻译成中文而绞尽了脑汁,因为在中文中,根本就没有一个相应的字可以翻译英文的那个字─Sin,勉乎其难,译成了“罪”。
  中国人一看到罪字,就想到犯法;而罪人,自然就是罪犯。即使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几千万的基督徒,并且他们都自称自己是罪人,但随便翻开汉语字典或者词典,那上面对罪的基本定义还是作恶或者犯法的行为。因此,中国人对罪的认识,可以上到法律的高度,知道那是违法;甚至能上升到良心的高度,感到内疚。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上升不到上帝的高度,用上帝的话来衡量人之罪。而那正是基督教的入口处。就是说,人认识自己的罪与认识上帝是分不开的,人是在上帝的面前称为罪人的,所有的人都是。
  基督教讲罪首先不是从人与法律的关系入手的,而是始终立足与人与上帝的关系,被上帝所创造的人悖逆他的创造者上帝,这就是罪。罪就是人因自己的悖逆使上帝与自己的关系破裂了,隔绝了。正因其如此,悔改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就是悖逆的人回心转意,与上帝和好。
  从人与上帝的关系出发,基督教指出,罪是“矢不中地”。上帝创造了人,把自己的形象放到了人的生命中,希望人能活得像能像一个人,就是像基督那样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偏离了这一目标,偏离就是罪。最重要的是,人之所以偏离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目标在哪里,而是人坚持走自己的路,而那一条路通向死亡。
  克尔凯戈尔说得好:“人是不能靠自己来解说罪的。因为人自己已经陷在罪之中了,他关于罪的谈论,骨子里都是要替罪说话,想寻找借口来减轻自己的罪”。
  人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与上帝的关系中,只有从上帝的话中才能知道罪。罪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是人拒绝相信上帝,不听上帝的话,公然违背上帝为人所制定的法律。〈罗马书〉讲:“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这就是基督教关于罪的观念的深刻之处,它不是以人的标志来衡量人的善恶是非,无论是从法律标准,还是道德标准。根据那些标准,人可以说是无辜的、无奈的,不幸的,但不能说是不义的;人需要的是认错,检讨,而不是认罪。需要的是内省,而不是悔改。基督教是根据上帝之言来衡量人之罪的。它把人最大的罪归结为人不信上帝,不信主耶稣基督。人之所以有种种犯法的罪行,人之所以有道德的种种堕落,究其总根源,在于人不以上帝为上帝,反而以自己或者一个偶像为上帝。
  人若不是来到上帝面前,罪就不能绝对地显现为罪,罪就不能绝对地被定为罪。罪之所以是罪,是因为它是在上帝面前犯下的,它得罪的不止是人,首先是上帝,它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侵犯了上帝的主权,践踏了上帝的律法。上帝是光,若没有光,黑暗就不能显现为黑暗。
  人在罪之中,所以要承认自己的罪。
  人脱离罪恶,这就是真正的悔改。
  
  七、逃避自我
  人拒绝悔改是与人逃避自我不可分割的。
  无论一个人多么缺乏自知之明,他总是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不是完美的,是有缺陷的,最起码的一点是,他达不到他自己心目中那个理想的自我的形象。而当他观察别人时,无论他怎么迟钝,他总是能看出周围的人大都是有缺陷的。他无须更多的社会观察和社会经验就可以确信:人心比什么都邪恶。
  但人并没有勇气深入他自己心里的深处。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不完美时,他心中已经悄悄地假定了一个“完美的标准”或者“完美的形象”,但实际上他在人间绝对找不到“完美的标准”,也发现不了一个“完美的形象”。而“完美”是属于上帝并且也仅仅指向上帝的。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感叹自己活得不像一个真正的人。但我们很少问一问自己,那个“真正的人”到底是谁?
  但是,人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心灵的,他既不愿意承认自己生命的可悲,因为黑暗是他渴望摆脱但始终也摆脱不了的阴影;他同时也不敢面对真正的美好,因为他关于真正的人和完美的思想都是指向上帝的,并且表明,他自己是从上帝那里堕落下来的。
  但是为了拒绝上帝也拒绝自我,人就拒绝了悔改。而拒绝悔改的秘诀就是:把自己躲藏到“众人”之中,其公式是:我之所以作了这样的孽,是因为他人如此……,这一个他人可以是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每一个人,也可以是社会、国家、民族、政党、领袖、上级领导、老师、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等等。我们会说,是的,我错了,但我之所以作了这孽,主要是由于外界环境对我的影响,是外因的作用。
  这个借口古已有之,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以来,人类的共同借口一直是这样的。当他们两位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树上的果子后,他们对上帝的辩解是什么呢?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不是我的错,是那女人的错。而潜台词则是:那女人则是你上帝给我的。夏娃则说,那蛇引诱了我,我就吃了。同样的逻辑,真是夫唱妇随:不是我的错,是那蛇的毛病,同样的潜台词:那蛇是你造的,是你的责任。
  的确,他们俩人说的都是实话:是夏娃把树上的果子给亚当吃的,是那蛇欺骗了那女人。但是这只是事实真相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一部分却被他们隐瞒了,这就是上帝早已经有言在先,对亚当讲得清清楚楚,就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
  他们更没有坦白地承认,他们之所以想吃这果子,不仅在那果子好看,好吃,更在于他们渴望能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蛇─邪灵对人的最大引诱就在于此,你们靠你们自己就能变得像上帝一样。
  亚当、夏娃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模式,就是人犯了罪之后,他不仅没有勇气去悔改,反而以外因为借口为自己开头罪责。并且,当他与另一个罪人相比较的时候,他会权衡彼此罪孽的轻重、大小,会说大家都是彼此、彼此,半斤对八两,五十步笑一百步。
  人拒绝悔改,不是勇敢,而是懦弱,他逃避他自己,他逃避自己的良心对自己的谴责,甚至任良心泯灭。
  想到了文革,反右。毫无疑问,这些浩劫发动者、组织者永远也逃不了罪责。但问题是,我们自己是不是清白?我们是不是也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参入了那场大灾难?古希腊神化中有所谓的“潘多拉匣子”的故事,说是那匣子一打开,关在里面的邪恶的东西就都飞出来了。文革发动者作的正是打开那匣子的工作,但那里面飞出来的邪恶,绝对不是被突然地煽动出来的,那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有的,且一直隐藏在我们心中。
  
  八、在上帝面前作一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当年彼得与耶稣相遇时在,他在心灵被深深地震憾的状态下说出了这句心里话,将悔改之心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个悔改的人,他会这样说:上帝啊,求你带我回转。我们要归向你,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耶31:18)没有上帝的帮助,人根本就无法悔改,因为他绝对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自己灵魂的黑暗到底有多么深。
  当一个人悔改时,他就是在上帝面前成为实实在在的罪人。如此这般,人就是不作他所不是的人─圣人、义人、好人,而是作他所是的人,罪人。
  路德说:上帝只能收纳被人离弃的人,只能医治有病的人,只能使瞎子看见,使死人复活。上帝只能使罪人成为圣徒,使愚拙人有智慧。总而言之,他之怜悯遭受灾难的人,赐恩典给犯罪的人。
  路德的话是从耶稣那里化来的。耶稣曾经引用〈以赛亚书〉说:上帝“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路  4:18)。一个悔改的人,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贫穷的人,一个有病的人,一个受压制的人,一个瞎子、死人,因为我们本来如此,本性如此。
  当悔改的人来到上帝面前时,他不会带著他曾经引以为骄傲的知识和智慧,不会带著他那令人羡慕的家庭、文化,更不会带著受世人称赞的德性。他带的是是他的一无所有,一无所是,一无所能,带著他在灵性上的完全破产。他来到上帝面前祈求的只是上帝的怜悯。他的心里话是: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
  当然,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绝对不可能两手空空。我们是带著我们摆脱不了的罪孽来到上帝面前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拥有而上帝永远不会有的东西送给主耶稣,这就是我们自己的罪。当人悔改时,他的心是沉重的,它不能不沉重,因为它感到自己的罪孽就像一座大山压在自己的身上,压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他会像保罗一样大声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拯救我脱离这罪恶的苦海呢?于是他祷告说,主啊,我真是罪孽深重呵。但是,我承担不了我的罪孽,我求你来替我承担。
  我们把罪交给耶稣,求他饶恕,求他承担,这是交对了人。因为上帝将人的罪归于自己,并使无罪的成为有罪的,并为此而牺牲,使人在耶稣基督里头与上帝和好。这就是启示,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以 53:4)。这正是信仰的安慰和力量,是十字架的安慰和力量。正如路德所说:十字架“叫你相信基督已经担负了你的罪,为你的罪付了重价,你的罪既然放在基督身上,你就该平安了,你的罪放得正好,正是应该放的地方”。
  
  中国人哪,我的骨肉同胞,现在是我们悔改的时候了。让我们归向上帝,听到主耶稣的呼声:你悔改吧,
  

信仰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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