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一）

刘小枫

○《牛虻》讲的是革命故事？

好长一段日子，我都以为丽莲的《牛虻》讲的是革命故事。

一九七一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牛虻》。那时，听说苏联人要打我们，全国人民得 “深挖洞”。我所在的高中班被命名为“挖洞先遣队”，到长寿县乡下去挖洞，为全校迁到 山洞作准备。

白天挖洞，夜里躲在蚊罩里读《牛虻》。那是一部残破的书，因为经手大多，前后都缺 页。最后的缺页在这里中断：

“亲爱的琼，”

纸上的字迹突然模糊得像一片云雾。她又一次失去了他，又一次失去了他！

下面的文字没有了。

我心里一阵阵紧缩的抽痛，好像我就是琼玛。那些因残缺而失去的文字，好像一片血红 的迷雾把我湿漉漉地裹在牛虻激情中，他为革命事业悲壮牺牲的豪情像身体上分泌出来的液 体抑制了我心中的琼玛疼痛。牛虻的革命经历有何等惊心动魄的情感经历啊！

我想有一番属我的革命经历，以便也能拥有波澜壮丽的一生情爱！

这是一场救国的革命——用官话说，是爱国主义的革命，用学究话说，是民族国家的独 立革命：意大利要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然而，牛虻的革命经历之所以惊心动魄，就因为他 献身革命，拥有了自己饱满的生命。丽莲讲叙的牛虻，成为我心目中的楷模。我觉得，自己 只深挖洞还不能算革命。深挖洞能与一个琼玛相逢吗？

牛虻是革命者的名字。在成为革命者之前，琼玛爱的这个人叫亚瑟。亚瑟属于想使自己 的生命有点光彩的一类人，据说很小时就“有一种模糊而持续的不满足的感觉，一种精神上 空虚的感觉”。琼玛与他相识时，他还是神学院的学生，或者说见习修士吧。当时，意大利 的民族独立革命党人的新宗教理想开始传到神学院。深奥的神学理论和繁琐的宗教仪式不能 填充少年亚瑟的精神空虚，倒是马志尼青年党的政治理想让亚瑟激动起来，感觉到自己如何 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意大利是天主教的君主国家，有太多的教士。对于马悉尼的民族独立的民主共和革命来 说，他们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意大利的民族革命需要团结一切可能的社会力量，需要拉 拢天主教士，形成民族独立革命的统一阵线。如何拉拢天主教士？马志尼觉得，先把民主共 和理论说与天主教教义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再告诉教士们如何献身于民主共和革命就行了。 于是，马志尼把自己说成是真正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自由、平等、博爱，我们就成为基督信仰的先驱。我们寻 求基督为各族人民、为全世界许诺的信念的统一。我们既不是天主教徒，也不是新教徒：基 督的真正教义历来只产生基督教徒。如果我们对民众高喊：“上帝和人民！天上有个唯一的 主宰，那就是上帝；人间有个唯一的主宰，那就是人民；全体人民根据一个积极的信念联合 起来，在和平和互爱的气氛中作出很大的成绩，以便在上帝注视下逐步了解和解释他的普遍 的法则”，我们就自动担负起基督的使徒的作用。（马志尼《论人的责任》，吕志士译，北 京商务版1995，233—234页）

马志尼教导天主教士们说，他们还不懂得“如何崇拜上帝”。如何才是“真正的崇拜上 帝”？这是一种社会行动、走向人民大众的热情。谁要做真正的基督教徙，据马志尼说，谁 就应该“自告奋勇，在那些因缺乏教育而误入歧途的人和那些进行鼓动的领导者之间传播真 理和光明”。说得更直接了当些，就是要在革命党的领导下去做动员民众起来革命的社会工 作。

马志尼青年党信徒在神学院里秘密宣传这些思想，以至于亚瑟慢慢从基督教义中发现了 “一种民主倾向”，并形成了自己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的教士观：“教士的使命就 在引导世界向着更崇高的理想和目标前进；……一个教士是宣传基督教的教师，而一切革命 家中最伟大的一个正是基督”。

除非少数天才人物，人们在年青时时用来填充青春热情的道德理想并不具有鉴别能力， 时代中时兴的道德理想总是充满吸引力的，没有鉴别力的年青人往往以为时兴的道德理想就 是自己性情的脉动。个体性情的脉动与某种道德理想的结合，往往是很偶然的。正是这种偶 然性很可能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命运。

亚瑟就是如此。他天生有过于旺盛的生命热情，其时碰巧遇上了意大利的民族独立革 命。这一历史机遇为亚瑟实现自己的生命热情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不然，他至多将是一个执 着的宣教士。亚瑟的革命热情是宗教的，意大利的民族革命只是给他提供了实现自己的献身 热情的契机和目标。亚瑟本来就不是意大利籍人，而是英国籍人。只是当他听了一个激进大 学生——马志尼信徒的演讲，才想到要去“帮助人民和意大利”，“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意大 利，帮助她从奴役和贫困之中解放出来；要把奥地利人驱逐出去，使意大利成为一个除了基 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亚瑟不知不觉成了马志尼革命党人，而且觉得马志尼的革命思 想与福音书中的思想是多么的契合。

把基督说成启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象征，在亚瑟的父亲蒙太里尼——一位 资深的神学家看来，是彻头彻尾的反基督，福音书与民族独立或民主共和之类的革命毫不相 干。由于爱子心切，蒙太里尼绞尽脑汁要把亚瑟从马志尼革命党人的影响中领出来。子的初 生热情与父的深谐世道不可避免的冲突，在丽莲讲叙的革命故事中，成了是否革命、是否进 步的抉择。

读过丽莲讲叙的革命故事，我不太想得通一件事。在产生革命冲动的同时，亚瑟的情爱 冲动也开始萌动了。他对老是围着自己心爱的女孩子转的革命同志波拉十分恼怒，一想到他 就醋劲上涌。情敌与革命同志的矛盾，把亚瑟带到痛苦的边缘。我想不通，不是因为革命者 就不能吃醋，而是因为，亚瑟是宗教教士式的革命者。作为见习修士，让情爱冲动在身体上 炙热，看重女性身体的慰藉，与同志们吃醋，就等于被现世的诱惑拐走了。不过，这也许只 是铁尚未炼成钢时的情形罢。

○宗教、革命与“私人的痛苦”

第二次读《牛虻》，已经是三年之后。那时，我已经高中毕业，正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

收玉米的时节快到了。为了防止黄鼠狼抢夺生产果实，生产队的少年、青年、中年社员 都要轮流在玉米地守夜，通宵达旦睡在玉米地里，每隔一个小时吆喝几声，驱赶黄鼠狼。

经过几年革命，我已经变得有些懒散。为了重整革命精神，我带上小马灯，夜里在玉米 地重读《牛虻》。这次我找到了一部完整的书，读到最后缺失的那三页：牛虻的生父、蒙太 尼里红衣主教死于心脏扩张破裂症；牛虻在遗信中向琼玛表白了平生的爱情，令琼玛哭成泪 人儿，这位革命女性从未如此哭过；一直暗恋琼玛，与牛虻实际上处于情敌关系的玛梯尼得 到牛虻的谅解，而玛梯尼对琼玛的爱，被琼玛忽略了。

故事的结尾令我心颤：玛梯尼抱着哭得死去活来的琼玛。

为什么玛梯尼要抱慰琼玛的哭泣？因为玛梯尼爱琼玛，可是，玛梯尼抱慰的是琼玛为失 去自己心爱的情人的哭泣，这等于说，玛梯尼抱慰的是为可能夺去自己所爱的人的哭泣。我 突然觉得，惊心动魄的不是牛虻的革命经历，而他身上的个人命运缠结出来的人伦冲突：牛 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就革命故事来说，《牛虻》没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倒是 他与自己的父亲和情人们以及情人的情人的伦理关系令人心潮起伏。

牛虻身上缠结的人伦冲突不是由于革命活动导致的，而是因为“爱人的一个耳光”和知 道了自己的伦理身份观。亚瑟因为这一耳光和伦理身分而改变了自己的革命者的身分。亚瑟 制造假死逃离了由自己父亲的情爱编织的伦理之罪的语境，流亡多年。当他带着十九年漂泊 的伤疤重返这个语境时，已是一个秘密激进团体的成员，他的革命观点完全变了。

以前，亚瑟是虔诚的修士，参加革命是——像马志尼说的那样——“为了上帝和人 民”。如今的牛虻对上帝、基督和教会怀着阴沉而又坚毅的憎恨，革命不再是为了民族独立 的民主共和，而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本来，牛虻与自己的路边情人绮达在异国过 着自在的生活，只是因为有机会解决自己“私人的痛苦”，牛虻才接受了革命同志的邀请。

过去，亚瑟不赞同琼玛的“行动主义”，主张革命“必须忍耐”。亚瑟曾经对琼玛说。 “巨大的变革不是一天做得成功的”，“意大利所需要的并不是恨，而是爱”。这些倒还像 是一个教士类革命家说的话。如今，牛虻固执地认为，“短刀可以解决好些问题”。他以资 深革命思想家的口气对琼玛说：“当革命到来的时候，……民众不应该习惯于暴力吗？”

脸上总是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宁静的琼玛觉得牛虻太过分了。革命当然需要行动，但所谓 行动只是宣传和鼓动，暴力至多只是“逼迫政府”的手段，而不是目标。琼玛反驳牛虻的暴 力革命论：“使无知的民众习惯于流血的景象，并不是提高他们赋予人类生命的价值的办 法”。她的革命经验告诉自己，“每一次暗杀，都只足以使警察变得更凶恶，使民众更习惯 于暴力和野蛮，因而最后的社会秩序也许比原先更要糟糕”。这些听起来很像一个修正主义 者的观点。

牛虻与琼玛吵嘴，主要因为两人对人类社会的混乱和祸害的根源有不同的见解。琼玛觉 得，人类社会不幸的根源在于“对人性的神圣不够重视”；牛虻挖苦琼玛的这种看法是一种 “病态的”宗教心理，“要树立起一种东西来向它崇拜”。牛虻的革命动机明显主要针对教 会，他要与自己的出生决裂。他对琼玛直截了当他说：行刺当然只是一种手段，但它的目的 不是反政府，而是“连根铲尽”教会的“威信”。琼玛对教会还是崇敬的，她觉得牛虻的革 命观念是要唤起“在人民心里熟睡的野性”。对此，牛虻坦然回答：“那么我就算是完成了 不辜负我这一生的工作了。”

琼玛显得成了修士式的革命者，牛虻却从修士式的革命者变成了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 斯基都深刻地描绘过的那种虚无主义的革命者。

亚瑟的革命观是如何发生的转变的？是“私人的痛苦”。

牛虻自己所说的“私人的痛苦”是怎么回事？

其实不过是一个偶然的爱情事件。蒙太尼里神父年青时爱上了一位女孩子，在肯定是很 短促的交欢时，偶然造化了一个婴孩。这个婴孩的命运就被这偶然的情爱决定了：当他知道 自己无比崇敬的神父曾犯下偷情罪过，而且自己偏偏是这一罪过的身体印记，他的生存就先 天地破碎了。牛虻的“私人的痛苦”是自己父亲的私人情爱的结果，他把这结果感受成自己 生存的受伤。有一次牛虻对琼玛狠狠他说：“我是出生出世不曾有过一个朋友的。”

其实，偷情对牛虻来说，算不了什么。他自己也偷情。问题只在于神父是不应偷情的， 这“不应”来自基督教教义和教会的规矩。牛虻对父亲的仇恨针对教会是有理由的，如果没 有教会的规矩和那些基督教关于圣职的教义，他父亲的偷情就不算什么，他的个体生命也不 会成为一种耻辱。

关于亚瑟革命的动机，已经没有什么好想的了。令我感兴趣的是一种伦理——基于“私 人的痛苦”的伦理。很清楚，丽莲讲叙的其实不是革命故事，而是伦理故事。没有那些革命 事件，牛虻的故事照样惊心动魄；相反，若没有了那些伦理和情爱，牛虻的革命故事就变得 索然无味，还不如我自己亲历的革命经历。

○革命故事的讲法与伦理

牛虻的伦理故事为何惊心动魄？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当自己的生命被感受为破碎 时，应该如何生活。

基于“私人的痛苦”的伦理是否必然是革命性的？

个人情感受伤的事太普遍，也是太人性的事。人类有宗教，差不多就是为了化解“私人 的痛苦”。那稣、佛陀、庄子的许多教导都在开导人们如何化解自己的“私人的痛苦”，这 些教导后来成了一种宗教伦理。法国大革命以来，出现了一种动员个体身体的“私人的痛 苦”起来革命的伦理。在丹东事件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情形。革命者当然并非都是出于自 己“私人的痛苦”。琼玛和玛梯尼也是革命者，但他们不是出于自己“私人的痛苦”而革 命。其实，他们也有痛苦，他们的生命也破碎了。为什么他们与牛虻不同？生活中总有一些 人因人性的软弱而犯罪，有一些人受无辜的过错折磨，有一些人平白无故情感诚挚而受伤。 我可以选择自己成为哪一类人吗？

老实说，我搞不清这些问题。不过，我很想搞清楚，牛虻的“私人的痛苦”带来的伦理 后果。琼玛说牛虻“对人性的神圣不够重视”，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对人性的神圣非要重 视不可？有人性的神圣这回事吗？

我晓得，这样想是犯法的。犯什么法？革命的道德法。丽莲的《牛虻》是革命者成长小 说的典型，牛虻的人格典范哺育了不少革命者的人格，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蔑视人性 的神圣才是神圣的，哪里可以质疑?

可是，琼玛的眼泪和玛梯尼的抱慰让我无法平静。乘黄鼠狼还没有来，我想赶紧搞清这 些问题。

结果我一无所获。

丽莲的讲法是革命故事的讲法，不是伦理故事的讲法：革命故事的讲法只有唯一的叙事 主体，伦理故事的讲法是让每个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所谓多元的主体叙事。丽莲只让牛虻 讲叙自己的故事，使得伦理故事变成了革命故事。要把革命故事还原为伦理故事，就得离开 丽莲的讲法。我设想，如果让故事中的每一个人讲自己身体感受过的故事，会怎么样？

那天夜里，黄鼠狼不知怎么的，一直没有来。我躺在寂静的山坡上，望着缀满星斗的瓦 蓝的夜空，眼前出现了玛梯尼和绮达、牛虻和琼玛以及蒙太尼里大主教，他们各自对我讲起 自己的故事。

○绮达讲的故事

事情是这样的。

我是个吉普赛姑娘，父母在流浪途中生下我。不知为什么，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把我 寄养给祖母。我知道自己长得很漂亮，而且很性感，因为我的身体承受男人火燎燎的目光大 多了，特别是我成为少女以后，人们说我“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野兽般的粗鲁的美”。

牛虻在流亡的历险途中经过我祖母家，结识了我。他一见到我就每时每刻围住我转，说 他如何喜欢我。我迷恋上他的热情和幽默。他也很有学识，懂得好多什么“主义”，会写尖 刻的文字，有满肚子的故事。同他在一起，我总是被逗得笑个不停。但牛虻只是喜欢我迷人 的漂亮、性感的身体和野性的性格，并不爱我。我知道，只是喜欢我的Physik还不是爱， 爱在精神和身体的相互依恋。虽然我知道牛虻只是喜欢我的身体，只要我觉得跟他在一起感 到愉快，也就无所谓了。

从此我离开了祖母，和牛虻一起浪迹他乡。牛虻喜欢唱歌，我喜欢弹六弦琴。我们一起 生活得好愉快。我们这样一起过了六年，有一天，他突然说要回意大利，当地一个秘密团体 请他去主编一份革命小报。对我们吉普赛人来说，在哪里生活都一样。

我随牛蚯一起回到意大利他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名义上，我是牛虻的情妇，和他同居。 但我们回到意大利后，牛虻就很少与我在一起，常跟他的革命同志们在外鬼混，忙他的事 业，不顾及到我，只是在需要我时才找我，不外平抱着我吻我的乳头在我身上四处乱摸与我 做爱而且匆匆忙忙。完事后他又去干自己的革命。牛虻常生病，但不像以前那样让我接近 他，我总是坐在他的房门外候着。

我一直爱着牛虻，以一个女人的爱关心他。这种爱据牛虻说是伊壁鸠鲁式的爱和柏拉图 式的爱的结合，既沉迷于身体的情欲，又沉迷于精神的欢愉。他总喜欢对自自然然的事加些 什么主义的说明。我只知道爱一个人，就晓得他的习惯，爱吃什么东西，什么时候想抽烟， 爱听什么歌。我就这么爱着牛虻，虽然他对我越来越冷淡，我还是不断劝他，不要卷入革 命，那是危险的事。

有一次，牛虻病了，他的革命同志来陪伴他。我实在忍不住，对牛蚯的革命同志说：

“我恨你们这批人！你们到这儿来跟他谈政治，他就让你们通宵陪着他，并且让你们给 他止痛的药吃，我呢，倒连在门缝里偷看一下都不敢！他对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你们有什 么权利上这儿来把他从我手里抢过去？”

我的生活就这么破碎了。革命是我的情敌，我只想同牛虻过自然的生活，希望他爱我。 但牛虻似乎更爱革命。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牛虻那么钟情革命，是一种精神上的刺激还是 生理上的刺激？因为革命，牛虻变得对我很粗鲁，颐指气使。连琼玛也看不过去，她对牛虻 说：

“我不懂你既然这样厌恶她，又为什么要跟她同居呢？照我看起来，这是对她的一种侮 辱，对于一个女人的侮辱。”

“难道这就是你所说的一个女人吗？”

牛虻不承认我是一个女人，那我是什么？我陪伴牛虻流亡好多年，作为一个女人陪伴 他，我想你们应该不难理解我说作为一个女人陪拌他流亡的意思。他说我不是一个女人，难 道不是对我的伤害？琼玛说过，他“对人性的神圣不够重视”，岂止不够重视，完全是在作 践。牛虻的革命同志玛梯尼是一个性情温厚得少见的男人，他也觉得牛虻对我“未免有点残 忍”。也许，牛虻有两种对女人的需要，对我是伊壁鸠鲁式的需要，对琼玛是柏拉图式的需 要。但我并不是伊壁鸠鲁式的女人，只晓得感官的沉迷。我们吉普赛人与犹太人不同，既不 感兴趣政治，也不感兴趣赚钱，只钟情自然的生活。我们吉普赛人的生活也与道家和佛家的 自然生命观完全不同，我们不觉得人生的欲望有什么罪过。在自然人性的欲望中忘我，是很 美的人生。自然人性的生活也是一种精神。

牛虻对我的伤害，是出于革命的理由？我看不见得。我觉得自从他回到自己少年时生活 的地方，心态变得有些神经质。我发觉他对蒙太尼里有一种奇特的感情。我对牛虻说：

“不管是不是敌人，你是爱他的，爱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厉害。你敢对着我的脸说一声 这是不确实的！”

牛虻承认：“这是确实的。”

蒙太尼里既是他的爱，又是他的受伤。爱与伤害掺合在一起，无法分开。我不知道这是 什么缘故。

有一次，牛虻外出搞秘密活动三个星期，回来后我欣喜万分，牛虻却对我冷冰冰的。他 一直以为，我离开了他会自己过活，会自己找到朋友厮混。这一次，他才知道我“感觉到非 常寂寞”。

牛虻去干那件偷运军火的秘密活动前，我与牛虻大吵一场。我对他说：“如果你是爱我 的，你就不会这样丢开我，让我夜晚一睁开眼睛就猜想你有没有给人家捕去，一闭上眼睛就 梦见你已经死掉了，你全不把我放在心上，当我比那只狗还不如！”

牛蚯虻时才承认“从来不曾爱过”我，但否认自己存心伤害我。这让我伤透了心。他声 称自己不相信、也不尊重“传统的道德法典”，以为“男女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个人的喜 爱和不喜爱的问题”。他既是丹东，又是罗伯斯庇尔。这些人名都是我从他嘴里听来的，以 前他老对我讲这些人的事。

我不懂，不爱我却与我同居，同我做爱，还说没有存心伤害我。我的身体只是牛虻于革 命累了休息一下的温软枕头，或者解决于革命无法耗尽的性欲的工具。牛蚯没有伤害我？一 个如此敏感、对痛苦和受屈辱如此敏感的人，竟然不知道我的受伤害！他不把我看作一个有 感情、有爱的灵魂的女人，而只是他“从路上拾得来的”东西。他和他的一些同志一样，把 我看威妓女，以为在他和我睡觉之前，我已同成打的男人睡过觉。你们这些后来听惯革命故 事的人也一定这么看我，视我为下贱的女人。的确，我是吉普赛人，性欲很强（革命者牛虻 的性欲也很强，这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但我并不随便与男人睡觉。

既然牛虻对我说，“从来不曾爱过”我，我只有离开他，跟一个爱我的吉普赛男子走。 我不肯再“把身体借给他用”，我们吉普赛女人把人生看作流浪之途，看重人生流浪之途中 的两情相依。我留给牛至一张字条：“我是一个女人，我是爱过你的，就为了这个缘故，我 不愿意再做你的婊子了。”

牛虻对我的出走感受如何？他感觉自己挨了“一记耳光”，感到自己的自尊受伤。用他 的话说，自己的心被人“拖到污泥里，给过路人践踏”。好像我出走，受伤害的不是我，而 是他，好像只有他才有自尊心。我看他好像有受伤过敏症。究竟什么使牛蚯对自己受伤害那 么敏感，对伤害别人竟然毫无知觉？革命者都是这样么？

【下接】牛虻和他的父亲、情人和她的情人（二）